[英]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页。
其二，强调对民营企业和企业家的权利保护，纪检监察机关在办案过程中要保障企业家合法的人身和财产权益，保障企业合法经营。因此，必须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健全纠纷多元解决机制，加强诉源治理。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这种现象，有的干警同黑恶势力串通一气、充当保护伞，胆大妄为、无法无天，一些黑恶势力长期进行聚众滋事、垄断经营、敲诈勒索、开设赌场等违法活动，执法者听之任之，甚至充当保护伞。然而，法律只有从文本变成现实，才能真正实现价值、发挥作用，仅仅停留于纸上的法律，没有规范作用和社会作用。我国宪法和法律规定公民依法享有广泛的基本权利，包括政治权利和自由、人格权、财产权、劳动权、受教育权、宗教信仰自由、监督权、文化权等。进入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更加凸显，人民群众期待享有更加广泛和充实的权利，法治在满足人民美好生活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加强民事检察工作，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畅通司法救济渠道，坚决防止以刑事案件名义插手民事纠纷、经济纠纷。
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扭住职业良知、坚守法治、制度约束、公开运行等环节，坚持不懈、持之以恒地抓。司法不公、司法腐败现象的背后，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职业良知甚至做人良知的缺乏。在人心思变的年代，中外思潮碰撞翻涌，长袍马褂能与西装革履你来我往，三纲五常得与自由平等同台竞技，国人的价值观处在剧烈转型的动荡时期，如何重塑、引导社会风俗，使其走向和谐、有序、自由、平等的一端，是大理院的一个重大命题。
(93)大理院1914年上字第616号判例的处理办法为：未成年子之父若母，因品行不检或管理失当危及其子之财产者，其祖父母无论同居与否，自可向审判衙门请求宣告丧失其管理权而另设监护人。在大理院1916年上字第990号判例中，刘芝荪是未成年人福兴的同居尊长，本有权代替福兴管理余庆留下的遗产，但他本身已因管理遗产而争讼，且否认福兴是余庆的嗣子，大理院认为他已有不利益于福兴的可能性，为预防其滥用监护权，言明：该同居尊长对于该嗣子之行为，已显然可认为利益相反，则为保护嗣子之权利起见，审判衙门自可另选定适当之人为之管理。再如徐国栋认为：权利不得滥用的观念虽然起源很早，但权利不得滥用原则之确立，却是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后，在诚信原则的名义下推行权利社会化政策的结果。在前提条件满足之后，只有确定权利人在行使权利的几种相当方式中，选择了最不利于他人的那种，才能符合第二个条件的要求，进而判断其系专以损害他人为目的对权利进行滥用。
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2006)汕中民一终第153号民事判决书中，原告与第一被告同向第二被告买了两间相邻房产，原告四年多后发现，自己的房产面积少了214.43平方米，而无过错的第一被告房产相同的面积，因此其要求第一被告返还多余的面积，然而经审理查明若返还这些面积，会使第一被告拆除房内部分必要设施，使其房产价值产生重大贬损，法院认为这种做法有悖于权利的行使不得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规范，不符合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因此不予支持其请求，最后判令第一被告以每平方米940元的价格向原告购买这些面积。(107)前引①，王泽鉴书，第621页。
在这一点上，权利不得滥用原则背后隐含的私法社会化思潮与中国文化传统是暗合的。但大理院进一步通过利益衡量，认为恢复原状请求权在土地所有权受侵害的不同阶段，其行使的成本是不同的，如果在越界房屋竣工之前要求其拆除，其损害较小，可以承受。(61)彼时也有学者认为，不得以损害他人为主要目的这一标准之反面解释即为得以损害他人为非主要目的，并不妥当。参见黄源盛：《民初大理院与裁判》，台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11年版，第255-260页。
诚信观念的内涵十分丰富，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面向，有学者将《论语》中所涉及的诚信观念分为四类，其中三类是说话要诚实守信交友应诚实笃信守约以诚实的态度践履合宜的约言。权利不得滥用原则背后的法律思潮、其判断标准、其违反之法律后果以及运用时对权利人的保护，均为大理院判例所揭示和提炼。在新旧交替的时代，新观念还未深入人心，旧风俗仍挥之不去，作为当时最高司法机关的大理院，往往通过判解的形式引导社会风俗的转变。(20) 诚如学者指出的，权利滥用概念，并非一开始就伴随权利概念的形成而出现，它最初只是作为一种法观念而存在，之后才在判例中被解释和运用，并逐渐生成成文法上的具体规则。
徐国栋：《论权利不得滥用原则》，载《中南政法学院学报》1992年第3期。3.客观判断标准的引入 大理院通过利益衡量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主观标准过于抽象的问题。
(115)其条文表述与《大清民律草案》虽有明显的继承性，但是将专以改为了更为宽松的主要。武长海：《论民法之权利不得滥用原则》，载《政法论丛》2009年第6期。
总的来说，在援用权利不得滥用原则时，大理院的立场基本符合近代民法所倡导的自由、平等等价值，从而在审理案件中能够坚守传统美德并改造一些落后的社会风俗。《日本民法典》，刘士国等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8年版，第2页。(56)前引(46)，史尚宽书，第501页。除了实体法上的权利，违反权利不得滥用原则也可能导致程序法上的胜诉权被剥夺。大理院在援用该原则审理案件时，多数判例仅仅给出了假定条件和行为模式，未给出法律后果。⑤代表性成果，参见乔丛启：《北洋政府大理院及其判例》，载《中外法学》1990年第6期。
大理院在裁判中认为：因共有土地之分割或让与土地之一部于他人，致不通于土地公路者，均有必要通行之关系，亦为取得通行权之原因，其被通行地之所有人，不容借端拒绝，并不容要求偿金。(67)近代中国民法体系构建之时，恰逢私法社会化思潮在西方盛行并播迁至中国。
至于采取主观标准的《中华民国民法》，他建议：应就各种客观的标准，予以考虑，自不待言。因此，一项权利的行使方式有时候甚至可以让结果与立法者创设权利的初衷相违背。
而对于他人之损害莫大者。(109)前引(70)，黄源盛纂辑书，第144页。
二战后修改的《日本民法典》第1条规定：私权须符合公共福祉。(26)自古以来，诚信就是中国人内心根植的行为准则。(49) (二)权利不得滥用的学理言说 在近代中国的民法学说史上，权利不得滥用原则也是彼时学者们探讨的一个重要议题。(48)由此可知，在近代中国的民法典(草案)中，权利不得滥用原则不仅在总则部分被一般性地规定，也指导了分则部分若干具体条款的制定。
在上述判例中，民初大理院重视权利行使中对公共利益与他人利益的保护，从而在审判中援用权利不得滥用原则，否定权利行使的绝对性，体现大理院对私法社会化思潮的关注和贯彻。本案讼争房屋既系被上告人所有，其出卖与人亦并不害及上告人之权利，则无论其出卖是否为济要需，均非上告人所能干涉，上告人之从中阻扰自属不合。
近代欧陆法系国家在民法典制定过程中，将权利不得滥用抽象和提升为民法原则，并被各国民事立法、司法所借鉴。(123)在我国大陆地区，也有司法裁判将损害他人为目的作为权利滥用的判断标准，例如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7)沪01民终8835号民事判决书中有如下内容：民法总则第132条规定，民事主体不得滥用民事权利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
大理院援用权利不得滥用原则，实际上就是在权利行使的层面对民法的价值进行阐发。(66)由此，包括权利不得滥用原则在内的一些西方民法原则、制度和学说，就以条理法源的形式被大理院援用。
对此，最终判决表达了如下观点：查权利之行使，是否以损害他人为主要目的，应就权利人因权利行使所能取得之利益，与他人及国家社会因其权利行使所受之损失，比较衡量以定之。(102)王轶：《民法价值判断问题的实体性论证规则——以中国民法学的学术实践为背景》，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本文即拟以民初大理院的相关判例为基础素材，对其进行耙梳整理，厘清大理院对权利不得滥用原则的适用实态，进而展现这一重要民法原则在近代中国的继受历程及其影响与意义。上告第一、第二论旨徒斤斤置辩于是沟非河未免误会。
(124)参见詹森林：《民事判例的现在》，载《民事判例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研讨会论文集》(2013年)。不害及他人权利之限度内乃尤为客观之标准，从当事人行为即可进行判断，无须揣测权利人之意图，较之主观标准，更为容易判断。
其四，某些判例中出现进步与保守交织的情形。中国古代司法活动中也有权利不得滥用的立场和要求。
1930年颁布的《中华民国民法》在总则部分第七章规定了权利不得滥用原则。(100) 其四，除了以上法律后果，大理院还会主动预防滥用权利行为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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